就传播路径而言，无论是大众媒体★★“议程设置”之下的公共议题，还是自媒体泛化演绎之下的流行话语★★，抑或是大众文艺烘托渲染之下的共情符号★★★，都在共同制造“整顿职场”的公共话语，既为“打工人”提供了表达的空间，也为人们监督和反思职场百态★★★、进行★“黑幕揭发★★★”提供了可能。

　　再就内涵而言，对“整顿职场”的理解不能庸俗地“妖魔化”。★★★“整顿职场★★★”应当唤起全社会对种种社会乱象的反思批判，支持公众在合情★★、合理★★★、合法的限度内进行正当★★★、正常的斗争。“整顿职场”不等于形式化的叛逆★★，也不等于鼓励一种充满戾气的“反骨”。对于★★“整顿职场”，如果只图一时口快★★，进行轻率偏颇的解读，恐怕只能汇聚一群“乌合之众★★★”，结果不是带来社会进步★★★，而是导致更大的社会弊病，包括所谓“多数人”。所以★★，在“整顿职场”作为公共话语得到传播从而塑造社会观念的过程中★★，要注重对其内涵解读的准确调控★★，避免被一些不负责任的自媒体“播主”和个别不够严谨的大众媒体“带节奏★★★”。在这方面，相关部门必须对负面舆情做好监管和引导。同时，广大受众也应当有意识地避免自己被情绪化的传播内容所操纵，尤其是以“00后★★”为代表的青年一代更要警惕自己被误导而做出极端的事情。因此，也要实施相应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以防患于未然★。

　　近年来不断被提到的“离线权”之争★★，就是一次极具代表性的官方出手的整顿尝试。其实世界上其他国家已有通过法定“离线权★★★”来保护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以外拒绝加班的权利的先例，比如法国2016年就在《劳动法典》修正案中提出雇主与雇员就信息通信技术应用进行协商以确保雇员的休息休假和私人生活得到尊重，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也于2021年1月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离线权立法提案》。但★★“离线权★★”的概念直到最近几年才被我国所关注，并且仍处于讨论之中★★。针对这一话题进行讨论的直接原因之一是，疫情背景下越发普及的数字信息技术导致劳动突破时空界限的程度日益加深，在提供灵活工作方式的同时也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一些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进工作群，下班时间依然在线上安排工作★★★。这使得已经长期存在的劳动者休息权★、隐私权得不到保障的问题持续加剧并最终爆发。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则是“整顿职场”公众话语的传播。作为职场乱象中极为普遍甚至导致员工已然麻木地习以为常的典型代表★★★，突破时空边界的加班导致了公众对隐形加班的公开控诉和对于“离线权★★★”的大声疾呼★★，进而推动了政策议程的介入★★★。

　　2024年初，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一桩某公司向员工李某支付加班费3万元的判决，这也是全国首例在裁判文书中明确了隐形加班问题的案件。报告中提到★★，针对网络时代隐形加班现象，法院将下班后利用微信付出实质性劳动依法认定为加班★★，以保障劳动者“离线休息权”。同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提交了《关于保障劳动者离线休息权的提案》★★★。离线休息权指劳动者在法定或约定工作时间之外★★★，拒绝通过数字工具进行工作联络或处理工作事宜的权利★。吕国泉建议，在劳动法立法层面引入离线休息权，提高企业隐形加班的违法成本。这标志着对劳动者★★“离线休息权”的保障第一次正式进入“两会时间”。

　　由此可见，在大众媒体传播之初，各类较为官方★、主流的媒体将★★“整顿职场”与当时大众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联系到一起，为随后自媒体平台的演绎、大众文化的渲染和在其他领域的“破圈★★”奠定了基础。大众媒体“议程设置”的“众声喧哗★”相对客观地塑造出作为媒介议题的“整顿职场”★★，这一新生话语基于大众传播与社会热点的耦合而进入公众视域★★★，被公众接受★★，并引起公众的共鸣和反思。★★★“整顿职场★★★”话语的流行也折射出当代中国职场环境中存在的痼疾★★，即上级拥有决定下级职业命运的绝对权威而下级在无奈之下对上级绝对服从。此前，在严密的科层化体制机制之下，这种痼疾虽然人人★“肉眼可见★★★”、人人愤愤不平，但是人人未敢“捅破”。直到“00后”群体进入职场，才以“前所难有★★★”的社会实践对这种职场痼疾发起了抵抗★★★。然而，大众媒体中有关★“整顿职场”的新闻报道与其说建构了一种观念，不如说是唤醒了公众早就具备但已然放弃的观念★，对职业生涯具有天然关切的每一位职场人员都需要这样一种公共化★★、合理化的话语方式来表达沉淀已久的心声。

　　［作者简介］高原（1987），男★★，安徽蚌埠人，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德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从事教育社会学★★★、青年社会学和文化传播研究★。

　　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发现★，公众通过亲身体验获得的认知正在被大众传媒所塑造的媒介环境取代★★，公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往往来自媒体★★。此后，“议程设置”经过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的进一步发展而成为传播学领域中揭示大众媒体传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的重要理论概念★。也正是借助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整顿职场”得以形成媒介议题而受到关注。

　　2019年初★★★，一条有关“新东方”年会的视频被大量转发播放★。其内容是年会表演中一首从《沙漠骆驼》改编而成的歌曲《释放自我》，歌词写得非常大胆，短短5分钟句句犀利，可见创作者被大公司官僚气压抑太久★，冒着被辞退的风险豁了出去。在视频中★★★，现场几度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歌曲开头便直抒胸臆★★★，表明★★★“吐槽职场★★★”的决心，★“工作里怪事真多★★，奇葩围绕着我，今天必须吐槽一曲释放自我”★。然后，就★★“干货满满★★★”地开始控诉★★：“只想应付考核，不想踏实干活★★，出现问题只会互相甩锅”，“只会为老板的朋友圈高歌”，★★★“要问他业绩如何★，他从来都不直说★，掏出那PPT一顿胡扯★★★”，★★“什么全球视野★，什么志高行远，说好的三年规划每年都要变★”。

　　“整顿职场”的火爆舆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用人单位与员工之间的权力关系走向另一种畸形状态，并持续激化着用人单位与员工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对于初入社会★★★、涉世未深且极其容易被情绪左右的★★★“00后”来说，★★“整顿职场”舆论的导向作用究竟如何尚不可知★★★。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不少媒体的警惕。一部分媒体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提醒人们对“整顿职场★★”要持客观冷静的态度。比如★★：★★★“央视网”曾指出★★★，“在正当、合理★、合的同时★★★，也不要变成‘杠精’，把整顿职场作为主要工作★★★”；《中国青年报》也提醒青年人★，★★★“整顿职场”★“不是漫无目的的★‘挑事’★★★”；“澎湃新闻”转载青年人拒绝加班遭开除后维权不当而成被告的案例，提醒青年人在★★“侠义出手整顿职场”的同时也要“把握分寸尺度★★”“避免逾越法律红线”。还有一部分媒体更具批判性地指出，普遍的“整顿职场”是个伪命题，★★★“整顿职场”不应被标签化。比如《劳动报》曾于2022年做过一次调查，其中关于★★“您是否认同职场新人对职场陈规旧俗的处理方式”，仅有28%的受访者表示“充分认同★”，而62%的受访者表示“视情况而定★”，甚至有10%的受访者表示★★“完全不认同”。

　　“整顿职场★★”这一公共话语并未在其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观念或博公众一笑之后就此止步★★★，其传播影响的涟漪甚至还引起了政府管理部门对职场乱象的关注，催生了开展★★“官方整顿”的制度意见★★★。可见，★★★“整顿职场★”从最初作为公共话语而塑造社会观念开始，如今继发地实现了进入“政策议程★”的★“破圈★”。

　　由此可见，与相对理性的话语方式不同，作为共情符号的“整顿职场”是对当下备受关注的职场热点问题的情感表达，它以嬉笑怒骂的方式犀利尖锐地折射出职场焦虑★★。作为“现代性危机”的一大表征，焦虑已经远远超乎个体情绪体验，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态。当前的职场焦虑便是其中的一种具体形式，它很容易受到渲染，引起共情。因此★★，在基于大众媒体和自媒体“播主”的传播实践而作为媒介议题和流行话语酝酿一段时间之后，“整顿职场”成为大众文艺的创作主题★，与特定时空中的社会语境和心态相互勾连★，以戏剧化的方式进行意见表达和情绪宣泄。

　　★“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也在事后分享了这个视频★★，并且在微博上公开表示，这个节目的创作人员敢于说真话★★，要鼓励这种敢于说真话、敢于直言的企业文化★，所以决定奖励所有创作人员10万元。尽管此举可以看作一种“危机公关”手段甚或作秀炒作，但俞敏洪本人确实早已关注歌曲中提到的这些问题★，并在内部邮件中多次提及，措辞严厉★★★。俞敏洪指出，“新东方”要整顿管理者，“让平庸的★★、捣乱的、只会奉承拍马、不会干活的人先离开一批”。

　　一些媒体关注到★“00后”独特的职场现象而将“整顿职场”引入公众视野，并描述其表现★★。比如★，《中国青年报》较早地将“00后整顿职场★★★”解读为“希望让职场更合法合理合情的一个调侃”。《杭州日报》官方账号引述“智联招聘★”发布的《00后“整顿职场”调研报告》★★，用数据呈现了“00后”步入职场后★★“无视职场PUA、拒绝同事‘甩锅’★★、勇敢拒绝‘加活’★”的真实状态。同时，一些媒体开始关注“00后”群体★★★“整顿职场★”的原因，并加以分析和评论。“中国新闻网★★”引述了相关报告的观点，即★★“00后既认同主流价值观，又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希望获得社会与个人的统一、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统一”。此类主流媒体的报道出现之后，其他媒体大量转载，很快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使★“整顿职场”成为“热搜★★★”话题★★★。

　　还有部分★★“播主★”直接“吐槽★★★”工作中的愤懑。此类视频会就工作中某一个具体问题或者一类特定的现象发表观点★。比如在一个视频中★，“播主”一开始便泪流满面，抽泣着说三周前老板给了一堆烂尾工作让她处理★★★，这三周她每天工作超过15个小时★。她表示自己非常焦虑甚至自我怀疑★★★，最后干脆直接崩溃，大哭起来。此条视频一共获得了9 000余个点赞和近3 000条评论★★，评论中有的抨击老板，有的帮“播主★★”出谋划策，有的则分享了自己工作中的类似情况。

　　其实，影片前半部分叙事铺陈中已经密集夹带“金句”台词，暗讽当今职场包括、溜须拍马★★★、“废话文学”在内的种种乱象，比如“加班是为了工作吗★★★？那是为了展示对待工作的态度★★”“执行不坚决就是坚决不执行，要学会对齐领导的颗粒度”★★★“工作是我辛辛苦苦做的，但人家比咱们会汇报★★★，那功劳就是人家的”★“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关键的问题★★”“只要站对队伍★★，拍拍马屁就能保住前途★★★”★。而到影片高潮处★★，一首《打工人之歌》更是直白地将“整顿职场★★”的主题烘托到极致★，“你是不是像我在裁员中忐忑★★★，守着岗位加班加点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每天背锅★，也放不下五险一金的枷锁★★；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幻想能够，不用再看上司的脸色生活；你是不是像我只会懦弱退缩★★，面对不公就应该打破沉默”★★★。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新东方”年会员工“吐槽”领导事件给了导演很多灵感，因而被演绎为电影的最高潮。更为巧合的是，就在《年会不能停》上映前★★★，“东方甄选”又因为“小作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跟当初“新东方”年会事件一样，再次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心。

　　毋庸置疑★，“整顿职场”虽然最初是个具有一定调侃和戏谑意味的概念，但是在从公共话语传播到社会观念认同再到“政策议程”介入的变迁过程中★★★，确实引起了全社会对种种职场乱象的反思★。公众也在对此形成共识观念的同时展开了反抗的斗争实践，引起了政府的关注，推动了政策议程。不过，这当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僭越的危机隐患★，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异化端倪可能造成的次生性社会问题★★。

　　近些年来，关于职场的流行语渐成气候，进入公众日常生活★★★，既反映着社会的客观现实，又表达着个体的主观感受。“内卷”便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代表性流行语。“内卷”最初作为学术概念引入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酝酿发酵之后，于近年风靡整个中国社会★，弥漫于几乎所有群体的全部生存空间。★★★“万物皆可卷”成为这个时代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特征之一。★★“内卷★★”似乎可以用来描述各种社会现象，也成为人们对很多社会问题进行归因时无法回避的中介因素，甚至被认为是某些社会问题的根本因由。正因如此★★，“内卷★★★”一词入选2020年★★“十大流行语”。更有意思的是，“打工人”一词也于同年入选，这也喻示着“内卷”在职场领域的大肆扩散★。不难发现，“内卷★★★”俨然成为如今各类职场的一种标志性文化★，并且进而制造出青年一代的群体性焦虑和恐慌。对此★，一部分人采取了相对温和的解决方式，进入一种类似于★“低欲望★★”的状态★★★，通过回避竞争★★、自我放任的手段来进行抵抗，于是乎★★★“躺平”“摆烂”“佛系”★★“丧”等一系列流行语★“应运而生”。另一部分人则采取了一条相对激进的路径，启动★★★“弱者抵抗”的模式和机制，小到维护个人利益，大到抨击职场秩序★★★，于是乎★★★“整顿职场★★”这一说法便在公共话语中流行起来。尤其是当“00后”步入职场之后，与“90后”“80后★★★”以及更早时代的★★“打工人”相比★★，“00后”更具反抗精神而不甘逆来顺受，因此★★，★“整顿职场”似乎与生俱来地成为“00后”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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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播主”分享的是自己日常工作中的加班情况。此类视频多按时间顺序展开，记录整个加班过程★。比如在一个视频中★★，开始的时间是周五晚上6:30，“播主”一边喝咖啡，一边在电话中与同事沟通工作事宜，视频中备注道：“太困了★★★，喝杯咖啡续命★★。”到了8★★:00的时候★★★，才开始吃晚饭★★，也就是中午从食堂带回办公室的一杯酸奶。然后就是继续在电脑前码字★，最后直到10★★★:20才下班。视频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如“我的工作也是天天加班”“看着好累啊”等★★★。

　　三种传播路径除了因各自特点而各司其职之外，彼此之间也往往存在着互动融通★。例如★，在★★★“整顿职场”作为公共议题而被大众媒体正式提出之前的2020年上半年里，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等自媒体平台上★“疯传★★★”的★★“因公司通知下班时间开会怒怼领导”★★★“因被要求不能在老板之前下班直言自己只拿了八个小时工资”“下班之后面对老板电话挂断拒接★”等信息实际上已经为这一议题的登场拉开序幕。又如★★，媒体对于“新东方”年会事件的报道原本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并未引起更大的社会舆论，而到“整顿职场★★★”公共话语出现于大众媒体和自媒体之后，“新东方”年会事件再次被提及，并且被当作电影素材，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在“整顿职场”引发如此大的“媒介共振★”而得到公众广泛关注的同时★★，各种与职场乱象相关的舆情也频频发生★，诸如“996加班文化”★★“企业霸凌★★★”★★★“职场PUA★★★”等纷纷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与★“整顿职场”形成潜在的共时性“语义联结”。与职场乱象相对抗的★★“整顿”实践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报道当中。两者交相呼应、推波助澜地制造舆情互动★★★，提升了“整顿职场”议题的热度★★★。

　　一批讨论知识社会学的学者较早涉及了价值观念的社会建构理论，比如舍勒提出知识和观念都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伯格和卢克曼也认为人类任何的思想观念都无法不受其社会背景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此后，哈贝马斯作为公共领域研究界的重要学者，基于集体理性主义立场而提出★★★，社会观念是经由理性的★“交往”★★“商谈”而形成的。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上述基本理论而考察了各种具体价值观念的社会建构机制，其中对国家观念和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建构机制的分析最为典型。比如★，国外有学者认为，国家文化观念作为一种积极的国家情感，是由宗教领土化、印刷文化生产、国语统一等诸多社会文化机制作用而成的★★★。作为对此的补充，后续研究还注意到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等领域的社会文化活动对国家文化认同的复杂影响★。我国也有学者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体制的转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以及主体意识的觉醒★★”等因素影响之下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观念塑造和认同实践★。

　　随着传播学的介入以及传播学与文化研究的结合★★★，以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和以费斯克为代表的“通俗文化”研究者都把目光聚集到媒体★★、音乐、电影等传播媒介上，虽然褒贬不一，但是都认同传播媒介与特定社会中公众的价值观念存在紧密的关联★★。故此★，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话语也因其独具一格的特征而在社会观念的塑造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简言之，所谓公共话语，通常是指公众通过公开媒介可及的话语和话语体系。倘若借助拉斯韦尔关于传播过程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可以认为公众话语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公共话语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传播主体来看，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过去由专业媒体人主导的大众传播已经扩展为全民参与的传播★★★，我们进入了一个“人人皆媒时代”，任何人、任何组织的声音经由各种媒介的传播都可以成为公共话语★★。从传播对象来看，公共话语的受众为一般公众，即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参与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人。虽然很多公共话语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线%的传达率★★★，但在理论上，公共话语应当是对全体公众来说都可及的。其二，公共话语传播的方式和内容非常丰富★★。媒介载体包括官方文件、书报杂志、影视作品、网络媒体、社交媒体等★。其三，公共话语的传播效果影响深远★。在当代社会，公共话语的使用者包括了一般公众。网络媒体、社交媒体上的公共话语对整个公共话语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对传统话语体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可以认为，公共话语就是通过公开媒介对公众可及且部分由公众参与的话语及话语体系，其功能除传播资讯外，还包括汇聚观点，以及建构公众的群体社会认知，因而，公共话语是一种用于塑造一定社会范围内较为统一的价值观念的重要工具。

　　除了媒体的★“议程设置”之外，以个体为单位的“播主”也开始在日益普及的自媒体平台上进一步扩散和发酵“整顿职场”议题。凭借自媒体平台的优势，个体★★“播主”的表达比大众媒体更为灵活多样，且更具感染力。但正因为“博眼球★★”★“吸流量”的传播需求和传播规律，众多★★“播主”在利用自媒体来强化★“整顿职场”这一观念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原本针对“整顿职场★★★”议题就事论事的客观探讨逐渐演变为一种泛娱乐化的★★“秀场”，“整顿职场”的内涵和形式也随之发生了泛化★★★。

　　在★“整顿职场”爆火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与“整顿职场”相关的“概念丛★”反复触及同一个结构性问题，与特定时空的社会语境及心态相互勾连★★★。早在2019年，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公开宣布实施“996工作制”之后不久★，《人民日报》就发表评论《强制加班不应成为企业文化》★。此后★★，有关★“职场霸凌”★★★“职场PUA”等概念的媒体热议陆续开启★★。比如：“中国新闻网”表示★★，“越来越多职场上隐性的欺凌行为浮出水面被舆论讨论”★，但“很多霸凌行为因为当事人‘身不由己’的沉默而掩盖”；《中国青年报》指出，职场欺凌“将对当事人的身心造成巨大伤害”，★★“要规避职场欺凌，有待于从业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加强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除了概念上的舆情互动之外，关于对职场乱象进行“整顿”的报道也起到了重要的舆情推进作用★★。比如：《华商报》报道过员工因被领导粗话辱骂后迟迟等不到道歉而将对方告上法庭要求其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的胜诉案例；★“本网★★”转载自媒体文章，文中将★★“00后整顿酒局★★”现象看作新一代年轻人对职场不良酒桌文化的质疑和挑战。

　　除了传播“整顿职场★★★”的“实战技术”和策略，还有一部分自媒体★★★“播主”另辟蹊径★★★，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以“上帝视角”对职场中的工作价值、同事交往★、上下级关系、职业发展等相关概念进行解构和重新定义，通过一种★★“鸡汤式”的哲理反思★★★，旁敲侧击地为★★★“整顿职场★★★”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提供佐证。这当中★★，多数是通过共情的方式表达对于“人在职场”的种种苦闷的理解来“安抚人心”★，通过解读和批判种种职场乱象并积极鼓励★“断舍离”态度来帮助网友释放压力。一部分“播主★”注意到工作中的精神内耗主要是因为给工作赋予了过分的意义和价值而导致“负重前行”★★★，于是劝导网友要敢于降低工作中过度的责任心★★。例如有★“播主★★★”表示：★★★“总有人把工作看成天大的事★★★，下班了在路上还盯着工作群聊，回到家了还在自愿加班★。说好听点那叫责任心，说直接点那叫自讨苦吃！”还有一部分★“播主”注意到当前职场中的苦闷往往来自复杂的人际关系，于是鼓励网友在工作中要敢于“以自己为中心”★★。比如一名自我定位为“职场播主★★”的★★“网红★”告诫网友：★★“太在意领导和同事★，你就输了”，要向“00后”学习“整顿职场★★★”★★，就是把职场关系最简单化。

　　随着“整顿职场”作为公共话语而酝酿发酵成为脍炙人口的流行语★，自媒体★“播主★★★”也针对这个话题开辟了新的参与赛道，对“整顿职场”的实践予以积极支持★★。其中便不乏各种“技术流★★★”的教程分享，采用类似于在线知识传播的方式★★，向网友传授★“整顿职场★★”的方法★。一部分★★★“播主”采用剧情模拟★，以诙谐搞笑的方式进行生动的示范表演。比如，有★“播主”用模拟剧演绎了对于老板那些看似鼓舞人心★★、实则逼迫人加班的“PUA话术★★★”的★★“回怼”，也有“播主★★”用各种搞笑的方式演绎了新员工对于老员工要求自己帮忙倒水、复印文件★★、分担工作任务这种“职场霸凌”的拒绝。还有一部分“播主”讲解应对各种职场乱象的方法，分析论证了一套成体系的“整顿策略★★★”，进行“技术指导”。比如，一位★★★“播主★★★”在视频中总结出★★★“身份拒绝法”★“条件不足法”“限制条件法”★“幽默掩护法★★”等在职场上拒绝别人但又能够维护好“人缘”的方法★★，并提供了详细的论证和使用说明。

　　迅速发展的视频日志（Vlog）不仅是明星★★★、“网红”等公众人物博取关注★、跨越圈层的利器★★★，也是普通人记录生活的工具。越来越多的自媒体“播主”用视频日志记录自己作为★“打工人”的生活实况，其中一部分是分享日常美好事件★★，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展现工作的不易，“吐槽”职场中的各种无奈。

　　三种传播路径充分发挥各自特点★，塑造出不同的公共话语形式★★，将职场乱象推到了风口浪尖★★。在这当中，大众媒体立场态度相对中立，通过凝练议题概念、报道相关事件以及进行理性分析和评论，引导公众关注和思考★★★“整顿职场”这一新现象。尤其是《中国青年报》、“中新网”等主流媒体★★★，在“整顿职场★★”的舆论过分发酵并且被“带节奏”而趋向非理性的鼓吹时★★，及时刊载相关评论进行纠偏，避免制造社会矛盾★★★。自媒体的内容和形式则相较灵动，提升了“整顿职场”公共话语和社会观念传播的个性化和互动性。自媒体★“播主★★”不仅可以补充大众媒体相关报道无法覆盖的个人观点和日常事件，还可以选取更为戏剧化的方式来进行呈现★，甚至把自媒体平台当作“播主★★★”本人或助力他人发泄和纾解职场负面情绪的通道。如果说大众媒体和自媒体的传播内容及形式还是在一定的★“描述事实-表达观点★★”框架之内，那么大众文艺则是抛开了种种束缚，通过艺术化的方式，运用夸张★、讽刺等更为犀利的手法，注重引发“整顿职场”的观点认同和情绪共鸣，在“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创作中消解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界限，让“整顿职场”这一公共话语升华为深入人心的社会观念★★★。

　　与一些学者将“整顿职场”当作一种社会现象的实体来对待而对该概念本身进行探讨不同，本文的研究回到具体的社会语境中，考察“整顿职场★★★”的观念建构和实践转化过程。可以发现，从大众媒体★“议程设置”之下的公共议题★★，到自媒体“播主”泛化演绎的流行话语★★，再到大众文艺烘托渲染的共情符号，三种传播路径制造出“整顿职场★”的不同公共话语，并最终形成人们广泛认同的社会观念和实践，进而影响到政策议程。在以福柯为代表的一批“话语转向”的学者看来，人们往往借助话语来构建、重建和理解世界活动。话语并不是语言本身★★，也不是对社会现实的被动写照★，而是一种以积极互动的方式建构社会现实和社会观念的工具、载体★。以此观之，本文所关注的“整顿职场★”的话语建构和传播过程始终与社会结构及社会行动保持着交互共生关系。“整顿职场★★”作为社会现实、公共话语、社会观念和社会实践，这四个角色彼此之间始终相互影响★★。当然，在这种必然性的规律背后，也要客观地认识到话语传播可能给观念塑造带来的负面影响，毕竟媒介议题★★、流行话语、共情符号这三种话语类型也都存在各自的弊端，它们或是媚俗热点制造话题★★，或是乌合之众人云亦云，或是剑走偏锋过于感性★★★，都会致使公众的观念及实践出现偏差。

　　与传统的经典理解方式不同，马尔库塞、费斯克等人将大众文化形容为“弱者的艺术★★”★★★，它可以改善“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环境★★★”，甚至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在作为大众文化具体表现形式的以音乐★★★、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艺中，也常常能够看到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对个体意识的唤醒以及对社会革新的促进★★。时至今日★★，大众文艺在与社会结构进行互动的同时，也顺理成章地关注到★★★“整顿职场”这一现象和话题★，并以其特有的嬉笑怒骂手法进一步感染着公众的情绪。

　　无独有偶，虽无★★★“新东方”品牌流量加持，以★★★“吐槽”职场为主题的网络歌曲也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和流传。例如，2023年的单曲《老板说》集中显示了“职场PUA”的“话术★★”，如★“我们的企业文化是至死方休”，以及★★“加班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不加班怎么改变你的阶级★★”。此外★★，歌曲还戏谑地将各种职场乱象一并汇集，★★★“有了领导甩的锅和老板画的饼★★，倒上同事划的水，炖上自己摸的鱼，加上客户放的鸽子、新来的拖油瓶★，点上甲方发的火，够我煮桌满汉全席”。此曲在“酷狗音乐”“”等平台广泛播放，还有网友在“小红书”和★“B站”上表示“这首歌一定会爆火★★★”。

　　从形式上说★，对“整顿职场★★”的使用不能简单地标签化★★。由于★★★“整顿职场”成为公共话语的过程与进入职场的首批★“00后”具有共时性的关联★★★，所以这一概念起初往往被作为一个描述“00后★★★”的标签而使用，这无形中给本就受到社会质疑的★“00后”强化了负面人设、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甚至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矛盾★★。其实★★★，在★“整顿职场”公众话语肇始之时，就有人为“00后”打抱不平，犀利地指出“80后”与“90后”通过参与这个话题“完成了面对扭曲职场现状的情绪宣泄”，并强调★★★“80后加班、90后摸鱼、00后开始‘整顿★’职场★，不同代际的职场处世之道不尽相同★★★，也没有绝对的高低之分”；也有人助力★★“00后★”的人设重建★★★，认为他们既有活力也有定力、既“玩心态★★★”也有梦想、敢想敢拼，“整顿职场”只是人们的“戏称”。还有研究提出：★★★“整顿职场”并未全面线后”的职场现状★，存在一定夸大成分★★★；媒体人应有责任意识，不能为了流量而进行不实报道，损害青年人形象和媒体公信力★★。

　　虽然无法追溯第一篇正式意义上“整顿职场”的报道源自何处，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线年走入职场而成为媒介议题★★。事实证明，某类事件或现象作为媒介议题引发关注，便会在舆论场中不断交流融合★，进而形成强大的“共振”效应，引发更广泛的关注。正是从2022年6、7月份大学毕业生陆续离校开始，“整顿职场”通过★★★“媒介共振”的作用而成为耳熟能详的媒介议题。

　　2023年底上映的跨年大剧《年会不能停》在全国热播★，极具感染力地燃起公众的集体共鸣★★★，为广大“打工人”提供了职场情绪宣泄的出口。该片连续四周稳居票房日冠★，上映32天时累计票房超过11亿元，号称“年度黑马★★”，可谓实至名归★★。未在★★★“大厂★★★”工作过的编剧兼导演董润年在创作剧本的6年里反复进行调研采访，从真实案例中了解职场生态。该片“成功踩中了社会热点★★”，“都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这些细节既是电影里的★★★，又何尝不是生活中的。正因如此，年会上那首惊天动地的主题曲《我的未来不是梦+打工人之歌》才会成为整部电影的高潮，触动了无数观众的内心，成为打工人的‘嘴替’★”。

　　由上可见，★★★“整顿职场”在自媒体上的扩散普及是以大众媒体将“整顿职场”塑造成媒介议题为基础并以进一步反思中国当前职场生态为契机的，每一位职场员工个体关于“整顿职场”的话语都包含着反思和摆脱扭曲的职场现状的诉求★★★。自媒体平台的兴起让每个人的意见和声音都能够以可视化的方式汇聚，这里既有具备一定专业性的“公知”和坐拥一定流量的“网红”作为★★★“意见领袖”来引导公众对★“整顿职场★★★”话语和实践的关注，也有普通自媒体用户广泛参与而呈现各自的观点和日常★★。不同类型的“播主”通过自身的媒介实践★★★，采用相对轻松活泼的生活化方式，将★“整顿职场”塑造成一种更为普及的流行话语。这种话语跟相对严肃★、较为正式且单线输出的媒介议题不同，表现出明显的直观性和互动性，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作用于整个社会，因而更容易被广泛接受和认同★★。但在广泛流行于自媒体平台的过程中，★“整顿职场”也难免因为过分炒作和戏谑而在一定程度上泛化，甚至出现诸如“整顿学术”★★“整顿朋友”“整顿爱情★★”等一系列由网络流水线生产的博人眼球的话题。例如★，有“播主★★”在自媒体平台上炫耀说★★：★★“工作一年仲裁四家公司★★，告倒闭两家。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此类玩★“梗★★”的视频内容，很多是自导自演的★，并不能完全还原真实的职场状态，所以虽然“爆点★★”频发，却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反思当前职场生态的原意。

　　［摘要］横空出世的流行语“整顿职场★★★”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从公共话语传播角度看，由大众媒体★“议程设置”之下的公共议题，到自媒体泛化演绎之下的流行话语★，再到大众文艺烘托渲染之下的共情符号★★★，三种传播路径共同制造出★★★“整顿职场”的不同公共话语形式和社会观念及实践。不同传播路径的特点和作用方式各不相同，不同公共话语之间存在着互动融通，并共同作用于社会观念及实践★。经过不同公共话语形式的传播，★★★“整顿职场”从社会观念跃迁到“政策议程”★★★，引发了政府管理部门对职场乱象的关注★。与此同时，需要防止因不同话语形式自身存在的弊端而造成“整顿职场★★★”观念和实践的异化。

　　通过上述现实审视和文献梳理★，本文搭建了“公共话语传播-社会观念建构★★★”的逻辑框架★，以考察★“整顿职场”这一公共话语的传播机制，进而分析这一话语如何深入人心并重塑职场社会观念★★★，以及这一话语在职场实践中产生了何种影响。

　　也正是伴随着以“00后”为代表的青年一代的推波助澜，★★★“00后”与“整顿职场”被粘合在一起广泛使用★★，跨越年龄和阶层而“振聋发聩”。“整顿职场”为何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获得如此广泛的受众而成为大批青年★“打工人★★”的精神支柱和实践基础，引导他们进行着自我反省和职场抗争？已有研究多基于社会学的理论框架★，用当代青年个人主体意识增强、家庭物质条件提升、劳动力供需关系变化等因素来解释这种对于就业和职业的理解方式的变化。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在“整顿职场”的社会实践轰轰烈烈进行的同时，★“整顿职场★”也作为一种公共话语而频繁出现在各种大众媒体、自媒体平台甚至大众文艺作品当中，形成了一幅话语空间与社会实践同频互构的图景★★★。因此，似乎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大胆假设：这一公共话语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传播塑造了当下★“打工人★”群体新的价值观念，并引发了相应的社会实践。如果回溯相关的学术史，就可以发现★★，“价值观念经由公共话语的传播而得以塑造”这种社会建构机制早已得到了关注和论证★★★。